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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二十大为世界经济变局扮演“常量”******

　　(中共二十大·观察)中共二十大为世界经济变局扮演“常量”

　　中新社北京10月19日电题：中共二十大为世界经济变局扮演“常量”

　　中新社记者李晓喻

　　当百年变局叠加世纪疫情，中国经济、世界经济都面临剧烈变革。在这个非常时期，中共二十大指明了未来5年乃至更长时期中国经济的前进方向，这将对全球产生深远影响。

　　此次大会对改革与发展理念和路径的坚持，将有效提振人们对世界经济前景的信心，避免悲观预期进一步蔓延。

10月16日，中国共产党第二十次全国代表大会在北京人民大会堂隆重开幕。中新社记者毛建军摄

　　在中国经济总量已达百万亿元人民币规模之际，二十大报告重申了中共多年来的信条：发展是党执政兴国的第一要务。报告中，“坚持和完善社会主义基本经济制度”“毫不动摇巩固和发展公有制经济，毫不动摇鼓励、支持、引导非公有制经济发展”等几代中国人耳熟能详的重要表述依然居于显要位置。

　　过去十年，这些经济发展理念和路线不仅让中国经济实力有了历史性跃升，也使全球从中受益。中共二十大报告指明，中国将沿着这一被实践证明的成功之路坚定不移走下去。

　　这种坚持是对此前海外一些针对中国经济政策担心和质疑的最有力回应，也给世界经济吃下“定心丸”。用康宝莱全球高级副总裁郭木的话说，“二十大报告让我们看到了中国市场的确定性”，这足以为全球经济发展带来信心。

　　此次大会还发出了中国将坚定不移扩大开放的宣言书，这对稳定世界经济“基本盘”具有重要意义。

　　眼下，世界经济正位于十字路口。疫情余波还未退散，又遇逆全球化、单边主义、保护主义明显抬头，地缘政治紧张局势一再升级，产业链供应链出现多处梗阻。是继续“开门迎客”，在最大范围内互通有无，还是“筑墙设垒”，将多边贸易体制进一步推向分裂，各国对这个问题的答案很大程度上决定了全球经济未来几十年甚至更长时间的命运。

　　二十大报告给出了中国的回答：坚持对外开放的基本国策，坚定奉行互利共赢的开放战略，坚持经济全球化正确方向。“稳步扩大规则、规制、管理、标准等制度型开放”，“加快建设贸易强国”，“维护多元稳定的国际经济格局和经贸关系”等一系列部署，则为中国开放决心提供了具体支撑和落脚点。

资料图：上海洋山深水港。殷立勤摄

　　作为全球140多个国家和地区的主要贸易伙伴，中国坚持高水平对外开放不仅将给其他国家带来新的广阔市场和海量机遇，助其早日走出低谷，更重要的是起到一种示范效应。

　　“越是‘脱钩断链’甚嚣尘上，越要反其道而行之，以开放合作不断‘筑链’，创造新的联系，让国际经济格局保持稳定。从长远看，这是对全球经济治理最负责任的行为。”中国商务部原副部长魏建国说。

　　如果从更宏大的视角观之，中共二十大报告除了为世界经济注入“强心针”外，还为其打开了一扇眺望更美好未来的新窗。

　　目前，距离联合国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的“交卷时间”越来越近，但各国尤其是发展中国家内部发展不平衡、不充分问题仍未得到有效解决。

　　此次大会将高质量发展列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首要任务，冀望走出一条能以尽可能小的投入换来尽可能多的产出，且能更好惠及全体民众，实现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新路。这是一个相当高的目标和追求。一旦实现，不仅将为许多同样在探索发展道路的国家提供宝贵经验，在整个人类历史上都将记下浓墨重彩的一笔。

　　中国国际经济交流中心总经济师陈文玲对中新社记者称，要化解人类社会发展到今天积累的种种存量矛盾以及潜在的增量矛盾，高质量发展是唯一切实可行的选择。中国对高质量发展的探索，将为全球解决可持续发展难题给出“中国答案”，作出中国贡献。(完)

古代王朝更迭时，前朝货币都去哪儿了？******

提及中国古代货币，人们脑海里不禁浮现出经典的“圆形方孔铜钱”模样。若是定睛一看，环绕着方形孔洞赫然有四个大字——“开元通宝”，再配上铜币上的点点斑驳，来自一千三百余年前的古朴与厚重感扑面而来，仿佛唐代物产琳琅满目、商客络绎不绝的景象都由这一枚小小的钱币所见证。

然而，开元通宝只能在唐朝使用吗？

今人的印象里，货币只是一个时代的符号，随着政权的更迭，这个王朝创造的货币也便逐渐埋入深窖，或是进入古玩收藏家的柜阁，不复流通。就好比在当下，谁也不会在市场上掏出一枚民国银元去买东西。

事实上，这枚唐钱也有可能流通于明代市场。晚明人姜绍书在笔记中写道：“余幼时见开元钱与万历钱参用，轮廓圆整，书写端庄，间发青绿砾斑，古雅可玩，背有指甲痕，相传为杨妃以爪拂蜡模，形如新月。”（《韵石斋笔谈》）依照此人的描述，开元钱居然能在明朝正常使用。

这样看来，古代货币的生命力似乎比创造它的政权顽强许多。那么同理，鼎鼎有名的汉五铢会不会也曾畅行于唐人的生活之中？那些印有年号的“通宝”在改元换代之后命运又如何？古代朝代更迭时，前朝的货币都去哪儿了？

五铢钱，凭实力流通七百余年

中国古代的货币，长期是一种“金钱本位”，即较大数额的交易使用黄金，较小数额则使用铜钱。因此，在人们的日常生活之中，铜钱往往更多地用作流通手段，也无疑更为重要。

以铜铸造钱币，在春秋战国时期才广泛流行起来。这一时期，列国形形色色的铜铸币，被学者归纳为四个体系，即布币、刀币、圜钱（也称环钱）和蚁鼻钱。公元前221年，秦始皇统一全国，他废除了六国那些奇形怪状的货币，秦国圆形方孔的“半两钱”成为全国通用标准。币制的统一，既是政治军事统一的结果，也是经济文化交往融合的诉求。

其实，秦国的货币也吸收了六国货币的一些特征，铢、两成为货币单位，圆形方孔成为货币的基本形制，并非始于秦始皇，是整个战国社会发展的结果。当秦半两成为全国范围内的标准，更多意味着一个时代的终结，而非新的开始。

秦二世而亡，西汉虽在一定程度上延续着秦制，“半两”之实已然不复：中国古代铜钱的名称，一开始是以重量命名，譬如秦的“半两”、汉的“五铢”。后来，这种名称渐渐和重量分离。秦半两原重半两，吕后二年（前186）就减为八铢，文帝五年（前175）减为四铢。按照“二十四铢为两，十六两为斤”（《汉书·律历志》）的标准来换算，这“半两”铜钱足足缩水了三分之二，掂量着手中铜币的重量，自然很难再将之与“半两”之名对应起来了。

西汉八铢半两钱。来源/中国钱币博物馆

而且，由于“秦钱重难用”，汉初允许民间私铸铜钱，那些坐拥铜矿的宠臣、诸侯也凭此机会一夜暴富。（《史记·平准书》）

譬如，文帝时期有个管船的小吏名叫邓通，和文帝关系很好，甚至在文帝病时，为他吸吮痈包。当邓通被人断言“当贫饿死”，文帝看不下去了，寻思自己怎么可能让邓通贫困致死呢？便大手一挥，将蜀郡严道的铜山赐给了他。邓通籍此私铸铜钱，“邓通钱”遍布全国，而他的财产也因此超越王侯。（《史记·佞幸列传》）后来七国之乱的头子吴国，也是“即山铸钱”狠狠地发了一笔。

这种民间铸币滥行，使得市场上的货币轻重不一，物价膨胀，诈伪肆意，管理十分困难：

又民用钱，郡县不同：或用轻钱，百加若干；或用重钱，平称不受。法钱不立，吏急而壹之乎，则大为烦苛，而力不能胜；纵而弗呵乎，则市肆异用，钱文大乱。（《汉书·食货志》）

对于统一的汉王朝来说，既有的货币制度显然已不再适应时代发展的需要。元鼎四年（前113），桑弘羊提出币制改革，为汉武帝所采纳。禁止郡国和民间铸钱，各地私铸的钱币需销毁，由朝廷授权上林三官铸造新的钱币——“五铢钱”。在此次之后，五铢钱得到大规模使用，一直到唐代以后才退出流通的舞台。

海昏侯墓中出土的大量五铢钱，多达300余万枚、重达10余吨。来源/南昌汉代海昏侯国遗址公园

尽管这漫长的七百余年中，五铢钱曾遭受过新莽“禁五铢、行新钱”的挑战，却依然保持着独一无二的地位。三国两晋南北朝时，铸五铢的例子也很多，而历朝铸造的五铢钱，在市场上也有混用的情况。蜀汉政权曾经发行过“直百五铢”，这种五铢的重量不过是蜀五铢的三倍，作价则是百倍，这就使得蜀汉政权能够以等量的铜换取以往三、四十倍的物资和铸币，果然，数月之间，蜀汉府库迅速充盈起来，为诸葛亮北伐等一系列对外作战奠定了财政基础。当然，这种抬高货币的价值而掠夺民财的做法，长此以往造就的经济后果也是显而易见的。

萧梁时期，梁武帝铸梁五铢，又铸造没有外郭的另一种钱币，称为“女钱”，并且多次颁布诏书，要求全国只能适用这两种新铸造的钱。然而，效果并不理想，民间流通依然以旧钱为主，“百姓或私以古钱交易”，当时市场上流通的钱币，有“直百五铢、五铢、女钱、太平百钱、定平一百，五铢稚钱、五铢对文”等，有不少都是前朝铸造的五铢钱种类。（《隋书·食货志》）此外，南北朝时期还出现了一些以年号命名的五铢，如“太和五铢”“永安五铢”等等。